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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商會與地方治理:功能及其限度——溫州異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和所有權的重新確立,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改革迅速引起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轉型。國家與社會之間關系的變更,使國家部門之外社會空間的擴充在市場經濟迅速發展的前提下變得尤為明顯,公民社會組織開始快速增長,出現了新一輪的增長高峰。尤其近年來,隨著民營經濟的發展壯大和國家有意識地從私人領域逐漸退出,為公民自主性和社會領域的自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間。各種自治性的社會組織和團體大量涌現,截止2005年底,全國經民政部門登記的各類民間組織已經達到31.5萬個。在現階段眾多的社團組織中,民間商會和行業協會等市場中介組織的發展勢頭尤為迅猛,其中又以溫州民間商會和異地商會最為引人矚目。民間商會和行業協會的興起,逐漸打破了社會領域政府主導的單一格局,成為溫州正在發育的筑基于市場經濟之上的現代社會架構中必不可少的中間結構的一部分,承擔著其他組織和團體都無法替代的經濟功能和社會功能,為單一權力中心的政府治理向權威分散化的多中心治理方式的轉變奠定了組織基礎,初步展示了地方公共事務多元治理的基本局面。本文以政治學的治理理論為分析框架,考察和探討溫州異地商會在地方治理中的角色及其發揮的作用,并對異地商會興起的意義試作解釋。

    一、民間商會與地方治理

    治理理論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理論界最為流行的理論范式之一,它的興起是在全球化、市場化和分權化的背景下展開的。治理可以彌補國家和市場在調控和協調過程中的某些不足,是對傳統政府與市場二元范式的一種超越。全球治理委員會在1995年發表的一份題為《我們的全球伙伴關系》的研究報告中,對治理作了如下的界定: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過程。它既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制度和規則,也包括各種人們同意或以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①。

    地方治理是以當代治理理念為思維和基礎,將治理思想貫穿于地方政治與行政改革和地方公共事物管理模式再造的發展過程。它是在一定的貼近公民生活的多層次復合的地理空間內,依托于政府組織、民營組織、社會組織和民間的公民組織等各種組織的網絡體系,共同完成和實現公共服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的過程,以達成以公民發展為中心的,面向公民需要服務的,積極回應環境變化的,使地方富有發展活力的新型社會管理體系②。治理和地方治理的興起,從整個社會的治理結構上打破了國家和政府對權力資源的壟斷,推動了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一系列轉變:“從國家角度轉到國家和市場社會兩個方面;從公共部門角度轉到公共部門、私營部門和志愿(第三)部門共同參與的角度;從靜態的制度轉向動態的過程;從組織結構角度轉到政策和結構角度;從‘劃槳’、直接提供服務到‘掌舵’和讓其他部門或個人來提供服務;從命令、控制和指揮轉向領導、推動、合作和討價還價;從等級和權威關系轉向網絡和伙伴關系。”③治理和地方治理概念的提出,最為明顯的效應就是治理主體的多元化,它意味著公共事務不再僅僅是政府統領的范疇,非政府組織甚至包括私人部門在內的一系列公共行為主體正在以多元的模式承擔著對共同事務管理的責任,形成了“分散化的公共治理”或“多中心治理”的格局。

    由于單一的市場機制不可能實現社會資源的最佳配置,僅僅依靠國家的計劃和命令等手段,也無法達到資源配置的最優化,最終不能促進和保障公民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作為市場與政府的中間組織,商會是市場主體為了表達自身的愿望與要求、維護共同的經濟利益和社會利益而組成的社會團體,它具有協調市場主體利益、提高市場配置效率和維護市場秩序的功能,能有效地克服“市場失靈”和“政府失敗”。因此,商會作為現代地方治理的多元主體之一在西方發達國家已廣為流行。在制度化較強的場合,商會組織作為一種管制方式,被稱為“私人利益政府”(private-interest government),其行為方式包括:組織和(強制)實施成員間合作、與其他協會訂立集體性合約、通過變通或影響政府公共政策以保持和增加其本身和成員利益以及提供影響交易行為和效果的各類信息④。進一步看,商會組織可以被視為并列于市場、企業、國家、非正式網絡的第五種經濟治理機制,具有建立市場行為規范、發揮監督和實施規則、減少沖突和促進成員的選擇能力等重要的治理功能⑤。

    浙江溫州是我國市場發育最早、民營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大批民間商會和行業協會的興起,促使溫州經濟和社會領域從單一權力中心的政府治理向多中心治理方式轉變。由民營企業家自發自愿組建起來的商會組織,通過民主選舉的方式產生商會的領導人;依靠會員企業的會費、理事單位的自愿捐助和章程規定的服務性收費等方式成為商會運作的資金來源,不花國家的一分錢;為了保證組織決策的民主性、代表性,不斷完善和健全商會的組織結構和治理機制;并且,在長期的市場活動中發展出了一套基于群體自愿遵守的制度規范和糾紛化解機制,使其成為行業規范和糾紛化解的重要一極。同時,組團參加國內外博覽會,宣傳和提高溫州產品的知名度,開拓國內外市??;協調和溝通企業與政府、企業與企業、企業與社會之間的關系,發揮了積極和重要的作用。近年來,溫州煙具協會、眼鏡商會以行業代言人的身份走出國門,在歐盟、土耳其等地,主動應對國際貿易競爭,更受到國人的尊重和世人的矚目①。

    更加引人注意的是,最近十多年來,溫州商人把他們在本地組建民間商會的成功經驗推向全國,在全國各大中城市組建了上百家溫州異地商會。異地商會的興起,是對現行社團管理體制和行業管理體制的一大突破,并對中國大范圍的市場格局和多中心治理的形成,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溫州商會的大量涌現及其在社會經濟領域的作用日益突顯,大大增強了社會的自組織化程度,并且以其獨特的組織優勢公開地介入社會公共事物的治理之中,成為不同于國家力量的一種自下而上的組織力量,對社會的運作甚至是政府的決策和目標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有效地促進了地方治理的轉型。

    二、溫州異地商會興起的生發機制:原因與闡述

    20世紀90年代以來,與蓬勃發展的溫州民間商會和行業協會相呼應,全國各地的溫州人開始自發組建自治性的社會團體——溫州異地商會。自1995年第一家溫州異地商會在昆明成立以來,全國各地經商辦廠的溫州人紛紛在各個省和自治區的大中城市組建異地商會。根據溫州市經濟協作辦公室的統計,截止2005年底,全國各地由溫州人建立的地級市以上的異地商會已有136個之多。這些民間組織活躍在中國所有省、市、自治區,成了溫州商人在異鄉合作創業以及與當地政府和民眾溝通聯絡的“娘家”,其中51個商會成為溫州市政府招商引資的聯絡機構。目前,歐盟、美國、阿根廷等地也建立了溫州商會,截止2004年底,海外溫州人在六大洲40個國家和地區,共建立了85個僑團(包括以溫州華僑為主的僑團、溫州華僑擔任僑領的僑團、與溫州華僑關系密切的僑團),其中有36個僑團成立了市政府招
商引資聯絡處。

    1.“溫州人經濟”的快速發展:溫州商會興起的經濟基礎

    改革開放初期,溫州人憑借其地理位置偏僻、舊體制和禁錮性政策的約束力相對薄弱的優勢,充分利用改革開放政策造就的社會經濟發展的大環境,率先發展個體私營經濟,以生產小商品的家庭工業為主體、以專業市場為依托、以千軍萬馬闖市場自產自銷的經營方式,迅速發展了地方經濟,并在短短的十多年間就初步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的階段。20世紀90年代中期,溫州本地的原始積累已完成,資本開始出現向外擴張的需求。而異地溫州人的經商模式已開始從個體商販向商圈經營轉換,溫州店逐漸擴張成溫州村、溫州街、溫州商貿城,“工廠+專業市場”的溫州模式開始向外克隆。在外經商、投資和創業的溫州人,創造了蔚為壯觀的“溫州人經濟”,突出表現在投資規模不斷擴大,涉及領域不斷拓展,經營方式不斷創新。近兩年,溫州人在外新創工業企業3140家,商品交易市場100個,增加工業總產值500億元,貿易業銷售額480億元。而且隨著民資準入領域不斷擴大,目前在外溫州人經營產業已由加工型、貿易型向多方位發展,在房地產、建筑業、公用設施、教育、旅游、對外貿易、高科技產業等領域均有涉足,其中加工型產業方面已涉及22個行業。在創新營銷方式上,溫州人開始走向品牌化經營。永嘉人在廣州做品牌代理的達2000人,年銷售額達50億元左右,擁有世界著名品牌的金利來、卡丹路、花花公子、夢特嬌、華倫天奴、都彭及一批國內品牌的代理資格,并基本控制了皮具世界著名品牌的代理權。如卡丹路品牌源于意大利,被溫州人孫小飛以2000萬元買斷①。

    可以這么說,與當初溫州人在外擺地攤、辦市場不同的是,今天的“溫州人經濟”已進入一個新的擴張期,提升到了一個新的層次。據溫州市經濟協作辦統計,截至2003年底,溫州人在全國各地累計投資額達到1760億元,創辦工業企業1.88萬家,實現工業總產值1600億元,相當于當年溫州工業總產值的60.4%,其中規模以上企業2960家,產值超億元企業就有180家;創辦商品交易市場240個,貿易業銷售額達到2880億元,相當于當年溫州貿易業銷售額的3倍。新的經濟模式需要更高級的組織形式與之相適應,而近年來溫州異地商會的大量涌現及其在當地經濟社會中的顯著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溫州人經濟”進一步提升的內在需要。

    2.溫州民營企業家群體的壯大:異地商會興起的階層基礎

    隨著“溫州人經濟”的不斷發展,對外投資創業的溫州民營企業家隊伍也不斷壯大,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在全國各地投資創業的溫州人達220萬人之多。在許多溫州人創業集聚的城市,如上海、北京、西安、杭州、昆明、南京等地,溫州人已經成為當地一個重要的社會群體或階層。“溫州人經濟”的高速發展和企業主階層的崛起,客觀上需要一種利益代表、利益聚合和利益表達的組織或機制,以適應該階層政治、經濟和社會利益的聚合和表達,實現行業利益和階層利益的最大化。

    由于當前我國法制不健全、政府行為不規范、某些地區市場意識的滯后和當地民眾的排外心態,在外投資創業的溫州企業家,一方面憑借自己的吃苦耐勞精神和善于把握商機的能力,不斷壯大自己的財富,而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各地不公正待遇。作為個體私營企業,在商品市場、資本市場、金融市場、信息市場以及其他生產要素市場上,如招工、用地、稅收、貸款、融資、擔保、經營許可、產業準入等方面,與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相比仍然處于極不平等的地位。更嚴重的是,企業在日常經營活動中往往受到當地政府部門和官員的故意刁難,亂收費、濫???,如果不通關節或沒有特殊的關系網,民營企業要維持正常的經營活動都很困難。

    在這種制度背景下,在異地的溫州企業家通過成立一個商會組織,一方面,扮演了溫州商人群體的利益代表、利益表達者的身份,向政府及時反映本階層的經濟和政治訴求,直接或間接地參與或影響當地政府的公共政策,為自身發展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另一方面,商會積極發揮其中介作用,溝通和協調企業與政府、企業與社會的關系,排解不正當的行政干預及其他侵權行為,努力維護會員企業的合法權益,積極為民營企業爭取其作為市場參與主體的“國民待遇”,將行業利益、企業家階層的個體利益有序地組織、集中起來,傳達到政府決策體制中去,從而促進了國家與社會的準制度化合作。簡言之,正是溫州民營企業家階層具有共同的利益訴求,所以才會表現出整合力量、統一意志、統一行動的組織化取向,從而推動了溫州異地商會和組織的興起。

    3.溫州和各地政府的支持與引導:異地商會興起的制度空間

    民間組織的產生和發展,與一定的政治結構的性質是分不開的,只有在一定的政治結構能容納它即允許它合法存在的條件下,它才能產生和發展。溫州人在全國各地的136家異地商會獲準成立,就是地方政府(包括各地政府和溫州本地政府)共同支持的結果。溫州的第一家異地商會是1995年8月28日成立的昆明溫州總商會。當時,商會申請成立卻遭遇到了體制障礙,現行的社團登記管理條例不鼓勵成立異地商會和同鄉會性質的民間社團,有關部門還擔心溫州人成為幫派、擾亂市??;同時,執政黨對經濟組織政治化的擔憂始終存在。此后整整一年多,經發起者和溫州市經協辦等部門多方努力之下,云南省的民政局終于允許其登記。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個合法登記的異地民間商會。同樣,沈陽的溫州商會是在當時溫州市副市長林培云的建議下成立的,而南昌溫州商會則是溫州市市長帶隊的考察團直接向江西省副省長請示后,異常順利地得到了批示——2002年8月1日請示,8月3日成立①。

    出于實施開放型經濟發展戰略,促進國內外合作的需要,溫州市委、市政府從一開始就支持在外工商業者自發依法建立溫州商會,甚至提出“先發展,后質量”的思路,加快促成異地溫州商會的建會。2000年5月,溫州市委、市政府下發了《關于加強對外地溫州商會工作指導的若干意見》20條,就如何加強對外地溫州商會的聯絡、服務和指導提出系統的要求,對引導外地溫州商會堅持為會員服務、為兩地經濟發展服務,創造性地開展工作提出了指導性意見,要求全市各級黨委、政府把外地溫州商會和在外溫州人工作作為一項新的重要工作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同年7月,市政府辦公室又下發了《關于加強在外溫州商會規范化建設有關問題的通知》,對在外的各地溫州商會工作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指導作用。

    與溫州市政府相比,異地政府對溫州商會的態度則經過了從猶豫到堅定支持的過程。他們起初的態度頗為猶疑:國家政策并不鼓勵,突破需要承擔風險。因此,溫州異地商會的發展最初都頗費了一番周折。隨著溫州民間資本對外擴張加速,異地政府對資本輸入的強烈渴求迅速消解了原先的猶疑。商會成立并開始運作后,云南、四川、新疆、遼寧等地從2001年起獲得的溫州資金均以百億元計,新增的就業崗位以數十萬計②。因此,大連的溫州商會在等待了5年之后,廣州的溫州商會也在經歷了近4年的籌備期后,最終都在2002年成立起來。在遼寧,即使在清理整頓民間社團審批的1999年,沈陽溫州商會也因當地政府的特批而得以成立。而此時,國家對異地商會的政策閘門實際上并沒有完全打開。

    三、溫州異地商會的治理效應:利益組織化與發展空間

    美國公共行政學家埃莉諾·奧斯特羅姆教授指出,當人們面對公共池塘之類公共資源問題時,通常都會有很強的規避責任、搭便車和機會主義方式行事的誘惑;如果人們覺得現有的規則運作得還不錯,他們就不會有什么動機去繼續那個尋求更好規則的昂貴過程③。溫州異地商會的大量涌現,實際上隱含著一個假定,那就是組織具有特定的優勢,人們從組織中獲得的受益將大于所付出的成本??撲乖宰櫓嬖詰木煤俠硇宰鞴桓銎撓興搗Φ慕饈???撲谷銜?,組織的存在可以有效地節約交易成本。當組織存在時,契約不會被取消,但卻大大減少了;固定的、長期化的組織關系大大加強了人際關系的確定性,減少了交易的數量(組織就是關于若干事項的長期有效的契約)和每一次交易時的變量,從而有效地節約了交易成本④。在科斯的理論中,組織只不過意味著一系列明確的、穩定的契約,組織因其提供確定性而有效地提高了交易效率。實際上,組織的存在,還具有一系列的功能,如合并和轉化資源;通過統一意志、統一目標、統一行動而凝聚力量,從而更有效地實現目標。溫州異地商會作為由民營企業家自發組建、自己籌資運作的民間組織,通過其組織優勢,不斷拓展企業的發展空間,取得了良好的治理績效。

    1.民間商會推動了溫州企業家之間的溝通與合作,以組織的力量協調企業與社會、企業與政府之間的關系,有效地維護了企業的合法權益

    在中國這樣一個法治不健全、政府行為不規范的社會中,脫離了家族和血緣共同體的依靠,在外漂泊創業的民營企業家所要克服的困難,是普通人難以想象的。在用地、稅收、貸款、融資等方面,他們不可避免地會遇到重重障礙和不公平的對待。因此,以組織的力量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溝通、協調與當地政府之間的關系,創造一個良好的投資創業環境是溫州異地商會的一個重要的職能。許多商會成立以來,積極與當地的工商、稅務、公安、技術監督等部門溝通合作,協調會員企業同各職能部門的關系,為會員排憂解難,幫助會員解決民事糾紛、經濟糾紛,制訂企業章程,審核經濟合同,等等,真正成為了異地溫州商人利益的代言人。如西安溫州商會成立以來,以極大的熱情關注會員企業在西安的生活和發展情況,維護會員的權益,主動與當地政府有關部門聯系和溝通,一次又一次及時果斷地處理了各種糾紛和矛盾。為了發揮商會維權的作用,1999年,商會還設立了維權部,聘請了法律顧問。據不完全統計,1995~2004年,通過商會解決的經濟糾紛達60多起,為會員企業挽回經濟損失超過一千多萬元。一位異地商會的工作人員面對采訪的記者自豪地說:全國各地的溫州商會,是溫州人在外的家。只要家里人出了事,或者需要什么幫助的,不管哪個商會都會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幫助老鄉。很多溫州人剛到異地投資創業時,人生地不熟,困難重重,他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找當地的溫州商會。而商會方面不管前來尋求幫助的是不是商會會員,只要他是溫州人,商會都會竭盡所能,憑借商會在當地的影響力,為老鄉們穿針引線,搭建平臺,解決燃眉之急①。

    由此可見,游商外地的溫州商人熱衷于在經商和辦企業的所在地組建商會,是因為他們相信商會組織能夠?;ぴ諭餼貪斐У奈輪萑說娜ㄒ?,并為他們從異地政府那里爭取到企業個體難以爭取到的各種優惠政策。溫州的私營企業主們正是基于對自己所參與的事務與自身利益關系的充分認識,非常重視商會,積極組建和加入商會,把參與商會同自己的切身利益特別是實在的物質利益聯系起來,滿腔熱情地投入到組織的內部事務和日?;疃腥?。

    2.民間商會通過組織優勢獲取各種投資信息和資源,有效地發揮了信息網絡和合作平臺作用,降低了成本和風險,更好地把握了投資機遇長期在外創業的溫州人在市場經濟的實踐中逐漸意識到,要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除了要競爭之外,還需要合作。而通過民間商會這一平臺實現溫州商人之間信息和資源的共享,是降低成本和風險,拓寬創業渠道的一個理性選擇。遍地開花的溫州商會,如果能通過整合,利用已經建立的龐大的銷售網絡優勢,做到信息互通,引導會員改變故步自封的狀態,攜手合作,就能使“溫州人經濟”實現更大程度的擴張。

    溫州商人在全國各地建立的商會,傳遞商務信息的功能相當出色。以江西南昌的溫州商會為例,2002年8月3日商會成立時規模并不大,會員不過200多人。但商會成立不久,南昌地區四縣五區乃至江西各地的許多政府部門和企業都把招商引資的資料送過來,哪里有項目,哪里缺資金,哪里需要什么樣的投資,有些什么優惠政策,等等,都一目了然。經過整理,這些信息不僅對在南昌經商的溫州人,對溫州本地的老板們都是很有價值的。如果南昌有好的項目,南昌的溫州商會就請其他商會旗下的老板過來考察、投資。其他地區有吸引人的項目,南昌的溫州商人也會過去投資。南昌如此,昆明、成都、烏魯木齊等地的商會皆然。近年來,溫州市政府為了充分利用這一資源以推動地方經濟的發展,積極推動全國各地溫州商會的整合。整合的結果,一是市政府及時建立了與全國各地的溫州商會的聯系機制,二是由市政府主辦,每兩年一次的全國各地溫州商會年會的召開。從溫州開始,先后在昆明、廣州三地召開了3次大規模的年會。因此,全國各地的異地商會實際上成了溫州人之間共享的一個大型信息網絡平臺。商會與溫州市之間,商會與商會之間,會員與會員之間,都可以通過這一平臺交流共享信息,促進資本往來??杉?,溫州商人在全國各地建立的異地商會,不僅是溫州人在各地的接待處與聯絡處,而且構成了溫州商人經商投資的商務信息網絡。

    據估計,溫州民間資本的存量多達數千億。社會上流行的說法是,“溫州人現在根本不缺錢,就缺值得花錢的項目。只要是好項目,不愁找不到錢”。在溫州,數億資金通過合股的方式在數日內聚集,近年來已是屢見不鮮。如此大規模的資本流動,如何保證安全回報?這在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溫州的異地商會,得益于商會組織的龐大而靈敏的情報系統。遍布全國乃至世界的異地商會,是溫州商人與其他地區投資者競爭中的最大優勢。一位在新疆經商的溫州老板透露,他第一次到新疆投資時,從下飛機到簽下7000萬的購并合同,不過寥寥數天①。在如此短的時間里做出投資決策,所依靠的就是當地溫州商會提供的全面信息,以及商會成員所具有的高效的信息處理能力。

    3.民間商會通過規范溫州商人的經營行為,樹立溫州人整體品牌,為企業發展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以實現長遠發展商會是個體企業在長期交往的博弈中達成的自我約束機制。借助它,企業相互聯合,并將權力授予一個組織化團體,以增進共同利益,管制企業行為,并使成員及那些其戰略和行為可能危害整體利益的成員之間的關系有序化。因此,商會作為一個利益組織化的集體性組織,其重要的立足點是規范市場秩序、加強行業自律,進而組織集體行動、拓展行業的市場活動空間,進而達到個體行動所無法實現的利益。

    在數以百萬計的溫州人通過自己的聰明才智給當地創造大量的財富和就業機會的同時,少數溫州人從狹隘的個人利益出發,以不正當的競爭方式獲得不義之財,損害了溫州商人的整體形象。而長期市場經濟的熏陶使越來越多的溫州人感悟到,溫州人在本地的整體形象直接影響到其事業的長期發展。因此,規范溫州人的經營行為,防止出現害群之馬,樹立溫州人的整體品牌,成為絕大多數在外創業的溫州人的共同心聲。為此,異地商會積極開展會員企業培訓、增進企業之間信息交流,推動行業自律、調解各種糾紛、維護合法權益等活動。針對在外經商的不法商人制售假冒偽劣產品、損害溫州商品形象的行為,異地商會通常予以打擊,對于一般素質比較差的商人為一己私利而損害整體溫州人聲譽的種種做法,則通常在商會內部進行通報。由于溫州人在同鄉面前,最重要的是面子;行為不端失了面子,在溫州人的圈子內就難以立腳,因此商會的這種通報,對他們來說往往比當地政府給予的嚴厲處?;掛咽?。通過溫州商會的積極努力,有效地規范了會員間的競爭與合作關系,提升了溫州人的整體形象,維護了溫州人的共同利益。此外,異地商會的出現也滿足了在外創業的溫州人情感溝通的需要。

    四、溫州異地商會與地方政府:利益契合與政策過程

    眾所周知,溫州的民營經濟是在改革開放以后獨特的政治背景和經濟環境中發展起來的。長期以來,圍繞著所有制問題的姓“資”姓“社”的激烈爭論,高層對“溫州模式”在肯定與否定之間的不斷反復,意識形態、政治權力對經濟發展的沖擊和影響的直接和巨大,使長期生活在政策夾縫中、處在社會邊緣地位的溫州民營企業家階層,比其他地區的企業家們更充分、更深刻地體會到政治與經濟之間的內在關聯。據報道,溫州當地媒體曾經做過一次關于“溫州人與政治”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有66%的溫州人關心政治,其中商人關心政治的比例達到了驚人的91%。調查還顯示,溫州人關心政治,帶有極強的功利色彩和實用主義?;謊災?,溫州人往往是從經濟角度考慮政治,以期為自己經營合法化辯護,或尋找“政策空檔”經營致富。因此,被調查者中有60%的經營者表示,自己曾經“因為某項政策的出臺或政策提示而放棄或者更有信心做某項投資或生意”,17%的經營者直言不諱地回答,“自己鉆過政策空子”②。與其他地區比起來,溫州的民營企業家如果不是更深刻,至少也是更早地意識到了政治與經濟利益之間的高度關聯性,充分發現了壟斷性政治權力內含的高含金量的經濟價值。因此,溫州民營企業家組建異地商會的目的就不僅僅是一個相互合作、溝通感情、分享信息、規范秩序的地域性的社團組織,而是通過組織的力量,整合本地溫州商人的資源,影響公共政策的制定,從而贏得更大的利益空間,成為地方治理的重要主體。

    1.利益契合:地方政府的政績訴求與溫州異地商會的經濟效應

    作為一種“體制外”生成的民間組織,溫州異地商會是在不利的制度背景和外部環境中生成、發展的。在這樣的環境中,一個異地商會的治理,所要克服的制度和意識形態障礙是相當大的。溫州商會之所以能夠成功地嵌入到地方治理體系之中,并表現出良好的治理績效,關鍵在于溫州商會的經濟效應契合了地方政府以GDP增長為核心的發展訴求。

    上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放權讓利改革戰略和財政分灶吃飯體制的推行,地方政府具有了獨立的行為目標和行為模式。地方政府不再是一個僅僅追求預算規模最大化的縱向依賴的行政組織,而且同時成為一個具有獨立經濟目標的經濟組織,從而在向市場經濟的漸進過渡中扮演著主動謀求潛在的制度凈收益的“第一行動集團”的角色。這種有別于中央政府供給主導型與需求誘致型的制度變遷方式,楊瑞龍將其稱之為“中間擴散型的制度變遷方式”①。戴慕珍認為,在中國的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地方政府表現出許多公司的特性,官員的角色則像董事會的成員,她將這種政府與經濟的結合形式稱為“地方法團主義((local state corporatism)”②?;綠岢雋?ldquo;地方政府即廠商”的重要命題,他指出,與高層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有著更清晰的財政動機和約束,對企業有著更少的非財務利益和更強的監測能力,因此,他們全力投身于地方經濟的發展,成為鄉村工業化和地方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地方政府與企業的關系類似于一個工廠或公司內部的結構關系,即政府作為所有者,類似于一個公司中的董事長,而企業的管理者則類似于廠長或車間主任的角色③。

    在經濟權力下放和市場化的過程中,地方政府的合法性基礎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經濟發展成為考核地方官員業績的最重要指標之一。地方政府的領導人通過發展地方經濟,推動GDP的增長,一方面可為自己贏得上層的肯定,另一方面通過為轄區內的人民提供廣泛的社會福利,又可獲得地方人民的支持和認可,地方政府的政治統治基礎開始發生了轉變,形成了所謂的“政績合法性”。由于地方政府作為行政代理人可以利用政治手段主動謀求本地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從而相對于微觀主體而言,有更強的組織集體行動推動區域發展的能力。為了在與其他地方的競爭中吸引更多的資源,刺激本地的經濟發展,地方政府除了要求上級給予優惠政策外,也具有構建一個有效的產權結構的動機,期望通過有效的產權?;ず土己玫耐蹲駛肪澄嗟淖試戳魅氡鏡?,通過明確微觀主體的投資收益預期,激勵其創造更多的生產利潤,從而擴大地方政府可分享的剩余額。在這一過程中,地方政府與企業之間既有沖突又有合作,他們之間存在著密切的相互依賴關系。地方政府官員的政績最終需要靠所在地企業的經濟績效來體現,而企業若要獲得市場準入權,獲得土地、資金等各種生產性要素資源,就必須有地方政府或明或暗的支持。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地方政府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投資發展沖動愈益強烈。地區之間的經濟競爭也在不斷加速,各地方對人才、資源、資金和市場的激烈競爭成為了中國改革進程中的一種主要的社會現象和主導地方政府行為的一種基本的社會要素。在這種新的制度環境下,那種可以在短時間內增加GDP總量、具有“加速度效應”的招商引資作為擴大開放、加快地方經濟發展的一項重要舉措,成為了各地方政府領導的工作重心,甚至成為許多地方黨委和政府的“一號工程”。各地紛紛出臺各種“親商、安商、引商”的優惠政策以吸引國內外資本到本地投資。

    浙江溫州作為市場經濟的先發地區,20多年的高速發展,使溫州人完成了第一次創業,并積累了大量財富;但資源嚴重不足的溫州已不可能提供更大的發展空間,近年來大量的民間資金開始走出去以尋求更大的利潤。據估計,大約220萬溫州商人——占溫州總人口近1/3——攜帶著數以千億計的資金,在中國乃至全球各個角落,為自己創造著財富,也為當地創造著GDP、稅收和就業機會。而溫州異地商會是溫州資本尋求出路的重要角色,每年到溫州的數以千計的招商團,大部分經由商會安排。因此,擁有精明的企業家群體和強大的民間融資管道,能有效將政府手中的土地、政策、項目等資源轉化為現實產出的溫州商會成為各地政府招商引資和聯絡的重點目標。資源和資本的交換,使雙方各得其所——政府得到了GDP、稅收、就業的增長,而企業家得到利潤,溫州商會和地方政府在雙方利益博弈的基礎上實現了共贏的局面。

    2.政策過程:溫州異地商會的政治策略當前我國正處于全面轉型的階段,政府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依然控制著大部分重要的社會資源,政府政策的變化對企業經營行為產生相當大的影響。在浙商中廣為流傳的“浙商投資22條‘軍規’”中的第一條就是:“你可以不看《焦點訪談》,但必須看《新聞聯播》。”認真解讀國家政策是浙商投資的一條“軍規”。對于民營企業家來說,資金投在哪個領域,何時抽出來,必須得看好政策的指揮棒。轉型社會的特點使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不得不把政治戰略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以影響政府的決策行為。有學者指出,轉型經濟為企業經營帶來了許多不確定性,其中包括政治不確定性和行政管理的不確定性①。政治不確定性是指由政治氛圍和政策的變化帶來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改革的根本方向的確立而逐漸降低,但政策變化帶來的不確定性依然存在。行政管理的不確定性是指政府和執法部門工作的不透明和不規范所帶來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是目前最重要的影響企業的非市場環境因素,它時時給企業經營帶來不可預見的風險。

    轉型社會至少從以下方面影響了企業與政府之間的關系和企業的政治戰略。第一,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和對稀缺資源的控制雖然較改革前有了巨大變化,但和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相比仍然非常巨大,這表現在政府對關鍵資源(如土地等)的控制、行政審批、對企業進行范圍廣泛的規制(regulation)、產業政策等。第二,政府對企業的監管和規制模糊而又粗放。一些學者已經指出,同西方一些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相比,我國政府對企業的監管在規則上呈現出模糊和不夠細致的特點,同時在很多領域還存在規則空白。這種狀況使得執行者在執行時的自由裁決權相對較高,這為政府官員和企業雙方都提供了操作的空間。第三,政府行為還不規范,任意性和隨意性普遍存在,依法辦事的環境遠未形成。政府的服務仍在相當程度上根據關系的遠近親疏而存在差別。甚至,政府產品和服務還存在買賣關系(腐敗的廣泛存在)②。

    這樣的環境使得企業在經營活動中必須妥善處理與政府的關系——也就是形成一定的政治戰略。Peng和Heath認為,轉型經濟中的制度缺陷(如?;に接脅撇ǖ姆ㄖ蘋肪車牟蛔悖?、市場的不完善(如資本市?。?,以及管理能力的缺乏等會限制企業的內在增長(generic growth)和并購(merger and acquisition)增長戰略的使用,從而使以人際網絡為基礎的增長戰略更為可行①。在另一項研究中,Choi,Lee和Kim指出,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由于缺乏良好的價格體系和完善的法律系統,從定價和法律執行的角度出發,交易成本將十分昂貴。這就意味著,經濟轉型中的企業更傾向于利用人際關系網絡作為自身經營戰略的一部分,而不是通過市場去獲取資源或開展戰略聯盟②。

    因此,以經濟發展指標為核心的地方政府之間競爭的日益激烈和溫州商會所具有的強大經濟效應加上其良好的自主治理績效,使得地方政府在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十分重視溫州商會的意見和利益訴求,在許多方面將其納入了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過程。而深諳經營之道的溫州企業家也明白,在異地他鄉脫離了血緣、地緣等共同體依靠的環境下,企業要生存和發展必須運用各種政治策略,與地方政府結成正式與非正式的利益關系,為自己營造一個有利的發展環境。目前溫州商會參與影響地方政府公共政策主要有以下幾種方式:

    1.制度化參與策略

    (1)通過人大、政協等制度渠道參政議政。各地政府為了鼓勵溫州人前往投資,促進地方經濟發展,近年來有意識地安排一批在當地經商的溫州籍企業家進入各級人大和政協。目前,全國各地的溫州異地商會的會長、副會長被推舉為省、市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現象已經相當普遍。

    據不完全統計,截止2004年11月,在外溫籍企業家當選地級以上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達120人之多,其中,擔任省級人大代表的就有30多人,縣級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數量更是龐大。這些被各地推選擔任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異地商會會長,在人大、政協會議上以提交議案或者提質詢案的方式參政議政、分享政策制定過程,成為民間商會參與政治、影響政府決策的重要途徑。借助于人大和政協這一合法、結構性的政治參與通道,異地商會建立起了與當地政府決策中樞的制度性關聯,從而可以暢通、有效地把溫州企業家的利益訴求輸送到黨和政府的案臺上去,在建言獻策促進本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利用自己的社會地位和影響,為溫州商人爭得各種權益和優惠政策而影響決策過程。

    與此同時,在溫州本地,溫州市委、市政府也積極建構異地民間商會進入人大、政協參政議政的制度通道。2004年3月溫州市“兩會”期間,溫州市特邀13名來自全國各地的溫州商會會長列席溫州市的人大和政協會議。對溫州政府來說,通過這一舉措既可以體現家鄉政府對200萬在外經商的溫州人的關心,從而加強政府與在外溫州人的溝通和聯系;另外,溫州市政府還希望通過這一舉措,強化了在外的溫州商人的家鄉觀念,促使他們在外發展的同時不忘為家鄉的發展做貢獻,從而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對于民間商會來說,通過列席“兩會”,可以了解溫州地方政府的政策和當地經濟發展情況,同時,還可以將溫州商人在全國各地的一些好的做法、經驗,通過異地商會傳達到地方政府,供溫州各級政府參考借鑒,這對推進溫州社會經濟的發展將起到積極的作用。

    (2)通過商會這一組織化途徑就有關問題直接與地方政府溝通。在地方觀念和排外意識盛行的現實國情下,異地溫州商人通過集中資源與集體談判,以組織的力量游說當地政府,推出有利于溫州商人的投資政策,取得了積極的成效。從工商登記、土地、稅收的優惠,到向企業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各地方政府都對溫州商人實行了傾斜。在這方面,以商會出面積極游說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建立專供溫州商人投資的各種工業園區,最為典型。如在吉林長春,溫州商會游說并獲得市政府的支持,集中推出了三個大項目:一是投資上億元,在號稱“長春王府井”的人民大街附近建“溫州一條街”;二是擬投資6~7億元,在長春飯店的位置上,重建一個集商業、住宅為一體的29層大型建筑;三是投資幾億元,在長春建立一個面積約500畝的溫州工業園,把在吉林的溫州企業都集中起來,形成溫州企業的聚集地。此外,溫州商會還打算在長春興建一個溫州人小區,試圖把在長春的兩萬多溫州老板集合起來,建成一個跟家鄉相同的生活環境。通過溫州商會卓有成效的努力,各地政府在土地資源日益緊張的情況下,紛紛設立各類“溫州城”、“溫州商會創業園”、“溫州工業園”、“溫州街”、“溫州村”等專供溫州商人投資創業和生活的功能區。

    與此同時,鑒于異地商會在促進本地經濟發展上的重要意義,溫州市委、市政府還出臺了“市領導聯系異地溫州商會工作制度”。聯系工作制度主要包括:向各地溫州商會定期通報市委、市政府重大工作部署;市領導應邀參加商會年會或換屆選舉大會;每年定期到異地溫州商會進行工作調研;指導商會加強自身建設,打響溫州品牌;推進溫州與商會所在地的經濟交流與合作等。這一規定出臺以后,異地商會將可與溫州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協四套班子定期見面,進行“面對面”交流。

    2.利益代言策略

    (1)通過會長等精英人物與政府領導的正式與非正式關系,反映商會會員的利益。商會的領導作為當地的大企業家,其所具有的經濟實力、社會資本和政治資源是相當可觀的。許多地方政府出于更好地激勵溫州企業家在本地投資創業的愿望,紛紛授予其各種政治榮譽,有的甚至擔任了當地的名譽市長和政府決策顧問,成為地方黨委、政府主要領導的座上賓。如武漢溫州商會會長周冠成是武漢政界的紅人。湖北省委書記俞正聲在上任之初,曾要求湖北省邀請五個在武漢投資的國內外企業家座談武漢民營經濟發展問題,事先規定好每個人的發言時間僅為8分鐘,在輪到周冠成發言時,俞正聲破例給了他40分鐘的時間。武漢市市長李憲生上任后第13天,就找到周冠成商討武漢企業的發展問題。因此,利用商會中精英人物的個人能量,溝通與政府之間關系,是商會影響政府行為的重要策略之一。如針對溫州商人在長春經商中遇到的問題,商會會長王鵬直接找到長春市市長,向當地政府提出對外地來長春投資的外地企業實行稅收減免的申請;同時,還提議政府部門提高辦事效率,建議市政府借鑒沿海地區的經驗,工商、稅務、環保、質檢等職能部門實行“一條龍”服務,集中辦理外地客商的投資事項。這一提議得到了長春市市長的支持。民間商會卓有成效的工作,為這個民間組織贏得了聲譽,也讓在吉林經商的溫州人感受到了組織的力量和合作的重要性①。

    (2)聘任當地政府領導擔任商會顧問或名譽會長等職,增強商會的行政合法性。我國傳統制度和現行的社團管理體制決定了,民間組織的發展離不開政府部門的作為。中國的社團組織除了從社會和法律層面獲得合法性外,還必須同時取得政府的認可和被證明“政治上正確”,方可獲得合法身份。而且政府還通過制定法律法規等形式,規定了社會團體的具體行為規范和活動程序,約束著社會團體的行為方式②。因此,溫州商會為了便于與政府有關部門溝通,提高商會的社會地位和聲望,紛紛邀請當地黨委和政府主要領導及社會名流擔任名譽領導或顧問職位,以增加商會的行政合法性。如南昌溫州商會聘請了南昌市長李豆羅擔任南昌溫州商會名譽會長。

    3.信息咨詢策略

    在溫州異地商會的發展過程中,越來越多的商會為了更好地服務會員企業,根據行業發展的需求,將商會功能進一步細分,開始建立了行業分會。如2002年底成立的廣州溫州商會,在成立后的兩年多時間里就先后成立了服裝、日用化工、五金機電、工藝禮品、電子電器、皮革皮具、包裝印刷、家具、燈具、鐘表、汽摩配件、美容美發、眼鏡、面料等十多家分會,基本涵蓋了溫州籍商人涉獵的行業。天津市溫州商會也先后成立了五金分會和鞋類行業分會。由于許多溫州企業在本地相關行業中的龍頭地位,因此,作為代表溫州企業利益的行業分會憑籍其行業代表性、專業權威性和信息的全面性的優勢,在制定行業發展政策、產業發展規劃等方面的影響越來越大。商會經常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將本行業發展的相關意見建議呈送給有關政府部門和行業組織以期產生影響。

    4.社會動員策略

    溫州商會通過各種社會公益、慈善和光彩事業等體現企業社會責任的行為,影響輿論、影響社區、公眾、消費者等利益相關者,為自身發展贏得良好的氛圍,從而間接影響政府決策?;渡淼鋇氐納緇峁媸亂?、慈善和光彩事業是溫州商會的一項重要職能,也是提升商會社會地位,間接影響政府政策的重要途徑。2005年4月2日,大連市溫州商會組織了25家會員企業參加大連市民營企業招聘大會,共提供了632個工作崗位。其中,女性可選擇的崗位占崗位總數的48%,40歲以上人員可選擇的崗位占崗位總數的44%。大連市委統戰部、大連市工商聯和大連市新聞媒體對大連市溫州商會高人一籌的招聘組織工作,對在大連的溫州企業為和諧社會建設所作的貢獻給予了高度評價。據調查,僅商會的會員企業用工就達6000多人。又如2003年夏季,陜西渭南地區遭受特大洪澇災害,災區人民生活十分困難。得知這一消息后,在商會的組織下,會員們心系災區,慷慨解囊,捐獻面粉240袋,棉被300床,衣服4000件,新皮鞋一卡車,方便面270多箱,連夜送往災區。獻愛心、送溫暖,極大地提升了商會的社會形象,充分展示了溫州人的精神風貌。再如2003年“SARS”?;詡?,青島市溫州商會向居住在島城的溫州經商者發出公開倡議,進行抗擊“SARS”的募捐活動,用自己的行動獻上一份愛心,所得善款全部捐獻給島城抗擊“SARS”。在青島市溫州商會會長聞永漢帶領下,設在青島撫順路和杭州路燈具市場兩處募捐點不到兩個小時就募集捐款8萬余元。商會開展此類社會公益活動,既贏得了當地政府部門的贊賞,也加強了溫州商人同當地政府和民眾的緊密聯系。

    5.營造政治效應策略

    營造政治效應策略是指溫州商會會員企業將自己的某些經營活動與政府部門政績及領導個人的偏好、意愿等聯系起來,增加政府部門及個人與企業的關聯性和依賴性,從而增加企業在政府政策決策過程中被考慮的份量。如異地的溫州企業家積極投身當地政府鼓勵、推薦和有利于體現政府政績的經營項目,巧妙地將自己的投資經營活動與當地政府的目標相結合,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應。以株洲溫州商會為例,2005年初,以株洲商會會長徐分益為首的幾位溫州商會會員老板,投資2000萬元,將一家瀕臨破產的國有酒店改造成今日的國安酒店,重新開業以來,效益大增。株洲黑馬商務樓,也一直沒有恰當的業主開發,溫州商會會員老板出資2300萬元收購。株洲電碳廠的爛尾樓一直沒有發揮應有功效,溫州商會會員一老板出資1000萬元,將其改造成集商務、娛樂、休閑為一體的場所;溫州商會還引資5300萬元,將株洲市蘆淞區范圍內的3幢爛尾樓搞活,取得了很好的經濟、社會效益。

    五、總結與探討:失衡的權利配置與治理轉型的可能路徑

    通過對溫州異地商會的自主治理和政策過程的考察,我們發現,溫州的民營企業家階層基于群體的共同需要自發組建商會,以民主的方法選舉產生商會領導并且管理組織的內部事務,進而以商會為主體“參政、議政”,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和影響地方公共政策的制定與執行,有效地彌補了政府的理性不及和個人的勢單力薄。標志著政府與市場之間的第三方力量開始嶄露頭角,逐漸成為地方治理的重要主體,推進了地方政府的治理轉型,其所蘊涵的民主價值是不可低估的。

    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溫州異地商會和民營企業家的政治參與和治理實踐,是在一個正處于政治轉型期、法治不健全和缺乏公民傳統的制度背景下展開的,制度不規范所產生的負面效應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迄今為止,各地政府包括溫州市政府基本上都是從發展地方經濟而不是從地方治理和政治民主的角度來推動異地商會的建立和發展,地方官員的政績與地方經濟發展狀況緊密掛鉤,而經濟的發展往往取決于企業,這就促使地方官員在面對各階層的利益矛盾時,更容易向企業主階層一方傾斜,這在近年來地方政府對待房地產市場問題上表現得尤為明顯。地方政府與商人的過度結合,使地方政府的公正性受到損害,導致了社會各階層權利配置的失衡。

    根據調查,幾乎所有稱職的異地商會會長,都與當地的高層官員建立了私人情誼。這種關系為溫州人在當地獲取土地、稅收和各種優惠政策等提供了諸多便利,大大促進了企業家的投資熱情,使政府掌握的土地、政策、項目等資源迅速轉化成為現實的產出,從而拉動了地方GDP、稅收、就業的增長,推動了地方經濟的快速發展。但是,這樣一種政治權力與私人資本之間結合而形成的官商利益共同體,對地方社會和經濟帶來健康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很大的負面效應。

    一方面,由異地商會建立的權力與資本的結合,其受益者已經不再局限于私營企業主單個個體,而擴展到了一個地區性的企業主群體。許多溫州商會的向心力,在于他們神通廣大的會長能夠出于“公心”,把自己建立起來的私人資源惠及商會的普通會員。但是,正如一篇報道所說的,在這些異地商會,非溫州人依然是排斥的對象,曾有外地人試圖加入溫州商會,但是遭到拒絕,理由是“不會說溫州話”。相對于其他許多地區的能人老板想方設法建立起各種社會關系,而這種關系的受惠范圍一般僅限于以血緣為紐帶的小家族或朋友圈子;在溫州人那里,異地商會的會長將受惠者擴展到了以地緣為紐帶的整個“溫州人大家族”。因此,從嚴格意義上說,異地商會依然還是一個帶有濃厚傳統“圈子”意識的封閉性的地方社團,而不是一個自由開放的現代性組織。

    另一方面,各地政府對溫州民間商會和溫州籍企業家的種種優惠政策,還不是基于法治基礎之上的制度性安排,而政府部門為溫州商會提供的公共服務,也是建立在高層官員與私人資本的密切結合基礎上的特事特辦,與市場經濟和法治政府的要求相比,恰恰是南轅北轍。在沈陽,胡定海領軍的沈陽商會,爭取到了當地政府的種種優惠待遇,政府各部門為溫州人經商辦企業特設了“綠色通道”——“溫州人的事情不過夜”;而同在當地的諸暨、福州、四川、閩南等異地商會會員企業,就沒有這么幸運。在新疆,有多位商會領導人向記者強調,“這里的投資環境是全國最好的”。溫州商人對當地投資環境的贊譽,與眾多權威機構的評析明顯相悖。在評論家看來,一些地方政府對于溫州投資者的盛情相待、特事特辦,恰恰是當地法治建設滯后、投資環境不佳的表現①。有觀察家指出,“先行政策半步”是溫州商人的致勝之道,溫州商人的“務實靈活”和無規則,極大地契合了這個轉軌時代的特征,并因此獲得了巨大成功。眾多的溫州人在體制內外的窄縫之間游刃有余、如魚得水,也許已使他們失去了對更合理制度的主動要求。

    因此,在肯定溫州商會對于地方治理的巨大價值的同時,更應該看到現階段我國非政府公共組織與地方治理的制度困境,積極探索并解決制約其發展的各種體制障礙。我們認為,隨著溫州商會等非政府公共組織在全國各地的逐漸興起,政府如何與時俱進地進行治理模式轉型,如何應對公共權力配置和運作中的權力分化與整合問題,合理界定政府與社會組織的角色和相互間的制度化關系,是執政黨和政府必須解決的一道難題。

    基于地方治理模式下,政府與民間商會等非政府公共組織制度化合作的需求,國家應當盡快出臺一部能夠有效促進民間商會或行業協會組織建設和發展的法律法規,為民間商會的發展提供法律依據,從制度層面合理規范政府與民間商會及其他非政府組織的治理邊界,將商會組織納入到制度化的治理體系之中;在社會公共事物領域開展多種契約性、制度性的合作治理,在一種持續信任、互動的過程中達成公共秩序,增進公共利益。這樣一部法律的出臺,也將有助于清除官商結合、權力尋租的土壤,避免和防止公權力和私人資本在市場機制下的同流合污。與此同時,執政黨和政府要進一步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和依法行政,促進政府職能轉變,加快資源要素配置的市場化改革進程,消除政府對重要資源要素的行政性壟斷,使政府職能真正轉到宏觀調控、市場監管、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上來。

走進商會

    2003年9月9日,在北方香港、浪漫之都,大連市首家異地商會—大連市溫州商會正式成立。我會自成立以來,堅持大力弘揚溫州精神,充分展示溫商的特色和風采,從而贏得了政府和社會的關注、信任和支持,曾榮獲全國工商聯和遼寧省政府的表彰和大連市政府的連年嘉獎。         2012年12月20日,我會通過召開會員代表大會組建了第三屆理事會,并于2013年5月8日組建了商會黨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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